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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殺人事件”背后,外賣騎手究竟在經歷什么?

  初春,廈門島上的海風已經有了暖意,卻沒能吹進趙猛的心里。

  他騎著自己的外賣電動車在大街上來回奔波,但這一次,他的外賣箱中沒有食物。平日里印著“美團外賣”字樣的箱子上,貼了一張打眼的貼紙,上面的三行大字格外醒目——“停止接單,抵制美團,瘋狂降價”。

  那是2019年2月。春節過后,回到廈門島內的騎手們發現,每一單外賣的收入在以每周0.1元錢左右的降幅被“悄悄”降低。連降幾周后,有人受不了了,帶頭站出來,呼吁其他騎手一起拒絕接單,聯合抗議。

  一百多名騎手參與了這次抗議,趙猛是其中一位。起初,他的想法很簡單:“我們都不接單了,他們沒辦法,只能給我們漲回去”。

  抗議持續了將近一個禮拜。時間一天天過去,趙猛和同伴們的希望逐漸變得渺茫。雖然幾乎島內所有的老騎手都參加了這次抗議,但源源不斷的新騎手接替了他們的運力。

  趙猛記得,在抗議的第4天或是第5天,一位“不知道是美團還是承包商的管理層”來到騎手們的抗議現場。他沒有帶來騎手想象中的安撫或妥協,“你們在外賣箱上貼貼紙是違法的,”來者相當直接,“你們不愿意做可以不做,我們不強求。”

  騎手們動搖了。外賣箱上的貼紙陸陸續續被揭下,手機上又響起了叮咚的接單聲。月余后,趙猛也回到了自己的電動車旁。

  在這起失敗的抗議發生前半年,在距離廈門兩千多公里的一個甘肅縣城中,騎手們有著一次相似的失敗經歷。

  老羅記得那是在美團上市前兩個月,2018年7月1日,他們接到了降薪的通知。“我對日期印象很深,因為覺得就是為了上市好看,所以降我們的薪水”。30個騎手中,有25人參加了抗議,比趙猛他們更直接,騎手們直接寫了聯名辭職信,交到了站長手中。

  公司來了人,在幾句簡單的安撫過后,對方直言,“你們要干就好好干,不干趕緊走”。

  僅僅半天之后,包括老羅在內,大部分人放棄了抗議。“只有兩個人真的辭職了,”老羅嘆口氣,“有什么辦法呢,畢竟在這個縣城里,降價后的騎手收入,仍然是所有藍領工作中最高的。”

  從工廠到外賣:藍領的新時代

  四年前,在一家服裝廠打工的趙猛,突然被鋪天蓋地的外賣騎手招聘廣告轟炸,這讓他蠢蠢欲動。

  出生于1994年的趙猛并不喜歡工廠,那種白天在車間不停歇工作,晚上在宿舍倒頭便睡的工作,對他來說,“太死板了”。相對來看,外賣騎手是個好得多的工作——時間自由、能接觸人,最重要的是賺得多。

  趙猛是無數藍領青年的一個縮影。

  在過去數年中,無數藍領青年從工廠涌向了服務業,而外賣平臺則是許多人的主要去向之一。根據國家統計局在2017年公布的數據,在80后及更為年長的藍領工人中,從事制造業的比例大于服務業;

  而在85后至95后藍領人群中,有更多人選擇了從事包括服務員、騎手、快遞員在內的新興服務業。以95后為例,選擇制造業的比例為47.7%,而從事新興服務業的則為52.3%。

  美團發布的《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》顯示,有1/3的騎手在送外賣之前,職業身份為“產業工人”。

  據餓了么蜂鳥配送發布《2018外賣騎手群體洞察報告》,外賣小哥的平均年齡大約為29歲;很多小鎮青年來到大城市做了“外賣小哥”,77%的蜂鳥騎手來自農村。

  美團和餓了么兩大外賣平臺成為藍領青年的職業新去向。《2018外賣騎手群體洞察報告》發布時,蜂鳥配送注冊騎手就已經達到 300 萬人。美團2018年Q4財報披露,其外賣騎手已達270萬,其中日活躍騎手有60萬。

  外賣平臺吸引藍領青年的主要還是薪資。據2018年上述報告,蜂鳥配送的調查顯示,騎手月收入在 4000元—6000 元,餓了么強調,這個數字高于 2017 年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月平均薪資3813.4 元。而美團的報告稱,其56% 的活躍騎手平均收入在 6000元— 8000 元。

美團騎手類App招聘廣告

  “做外賣騎手,最高月入13000元”,在趙猛剛剛成為騎手時,前述廣告中的愿景不難實現。他記得,在2015年左右,1公里的外賣單大約能掙8—9塊錢,平均下來,每單能賺10元到15元,“每月一萬多的收入是正常的”。

  和他一起來廈門的同鄉伙伴,起初在咖啡廳做服務員,又在商場做過導購,收入都比不上趙猛。沒過多久,伙伴也和趙猛一起加入了眾包騎手的行列。

  “眾包騎手”是外賣騎手制度中的一種,以“眾包”為名,自由度最高,騎手可以自主決定一天的接單時間,如果某些訂單有位置過偏等不利因素,眾包騎手也可拒絕接單。只要他們愿意,也可以脫下制服,偷偷穿回自己的衣服,反正鮮少有人前來檢查。

  在美團,與眾包相對的是平臺的“專送騎手”。老羅屬于這一種。他們歸屬某個勞務公司,根據不同公司的規定,需定期開會,擁有更加固定的工作時間,有些是總接單時長不少于8小時,有些區域則會按早、中、晚時段排班。他們主要負責近距離配送,理論上單量更充沛,但也面臨著更加嚴苛的差評、投訴制度。

  趙猛曾擁有過一段相當滿意的騎手時光。那時,騎手不多,眾包騎手的單量充沛,他能夠挑選那些看起來“很肥”的訂單,也能拒絕一些需要爬7、8樓的老式居民樓訂單,每天跑上8、9個小時,便能賺到滿意的報酬。在餐廳外等餐時,他常常與一同等餐的騎手們打開王者榮耀,“開黑一把”。

  可惜好景不長,每單10多塊的報酬制度在悄悄變化著。

  老羅日后回憶起來,意識到單價大約是以每年1元左右的降幅“一年一年慢慢降低的”。在2019年春節那次調價后,廈門島內的眾包騎手價格調整至1.5公里每單4.5元,每增加500米,多收入5毛錢。

  在那次聲勢浩大的騎手抗議失敗后,趙猛一度決意放棄3年多的騎手生涯。他和同鄉伙伴一起去幫展覽會打零工,最多的時候,一天能賺七、八百塊。但那并非一個長期性的工作,展會結束后,他們再次陷入時有時無的工作狀態,堅持了月余,兩人雙雙回到了騎手的電動車上。

  回歸之后,趙猛逐漸意識到一個更加艱難的事實:眾包騎手的單量越來越少了。

  2019年中,美團推出了“樂跑騎手”項目,騎手仍為眾包,但管理向專送看齊:每單收入固定,每周必須在線48小時,高峰時期必須在線,每周至少完成150單,要求98%的準時率和99%以上的接單率。一旦不符合要求,每單收入會被扣除1元左右,懲罰將持續一周。以廈門島內為例,平時每單固定5.4元,懲罰價格降為4元。

  此后,趙猛與同伴明顯感覺到,更多的訂單被優先分配給了樂跑騎手。

  無奈之下,在2019年的最后三個月,趙猛也轉成了樂跑騎手,“想著回家過年前,能多掙一點”。

  但這樣的轉變,使他的工作時長延長至12小時,接單失去自主選擇性之后,收入卻與一年前差不多,“每月大約8000塊”。而他仍在做眾包騎手的同伴,以每天工作12小時計算,每月收入降至6000元左右。

  專送騎手老羅的日子也不好過。

  抗議降薪失敗后,由于他所屬的勞務公司承擔了“拉新”的任務,大半年前,每個騎手又背上了“每天為美團外賣拓展3個新用戶”的KPI。

  “跑單都跑不過來,我就在一個小縣城,上哪里去拉客戶?!”老羅狠狠地罵了一句。他試著在廣場上拉著大爺、大媽注冊了幾次,最終還是放棄了,一氣之下辭職回家。

  他做回了此前的工作——一名網絡小說寫手,不如騎手收入穩定,不過“也沒有其他更好選擇,先做著吧,不行過一陣再回去跑外賣”。最近,他聽說老公司騎手們又有了新的“KPI”——推銷美團外賣會員。

  被轉嫁的矛盾:調和要靠“小豬佩奇”?

  在辭職前,老羅面臨的問題不僅是降薪和額外任務。他和在鄭州做專送騎手的大成一樣,感到訂單的分配越來越密集,也愈加“不合理”了。

  22歲的大成是一名有三年資歷的騎手,先后做過餓了么和美團的專送。他記得,剛加入餓了么時,訂單以人工分配為主,他所在的承包公司擁有一名站長和一名調度,兩人共同負責訂單的分發工作。

  “調度是從老騎手中選出來的,對區域內的路線特別熟悉,比如哪個小區有電梯、哪個小區電動車騎不進去,這些對送單速度會都會有影響,調度在分配訂單的時候,都會考慮到。”大成回憶說。

  派單是個手藝活,站長和調度在電腦面前,快速將跳出的訂單進行分配,查看每個騎手的動向,發現問題直接電話聯系,熟練起來,一人一天能調度超過1200個訂單。

  那大約是在2016、2017年,大成回憶說,他總覺得當時送單的時限沒有現在那么緊張,很少出現不合理的派單。

  老羅和大成有著類似感受。那時他比較閑,有一次送單時,顧客在訂單備注中寫道,“外賣小哥能不能給畫個小豬佩奇”。他哭笑不得,隨手找了張紙,用紅筆畫下了這個動畫角色,并在旁邊調侃地寫道:你是不是傻。

老羅畫的小豬佩奇 受訪者供圖

  不過,大成私下與同站的幾名同事聊天,已經發現了訂單調度的變化趨勢,“我們覺得可能會有智能調度來代替人工調度”。

  幾個月后,他從餓了么跳槽到美團工作,發現智能調度已經開始普及了。

  2017年中,美團上線了智能調度系統“超級大腦”,同一時期,餓了么也開始使用智能調度系統“方舟”。

  對于外賣平臺來說,智能調度帶來的效率提升是顯著的。據美團與餓了么的官方數據,系統上線后,兩者的單均配送時長分別降至28分鐘以內、28分36秒。美團稱,“超級大腦”將配送人員的日均單量提升了46%。

  美團招股書顯示,在2017年,美團專職外賣騎手日均單量為26單;而在2019年,依照第三季度日均訂單量為2684萬單,活躍騎手數在50萬—60萬人之間計算,騎手的人均單量增加至44單—53單。

  這些枯燥的數據,對應到大成和老羅等專職騎手的現實生活中,就是每個人都變得更忙了。

  對于眾包騎手,智能調度帶來的影響不大,畢竟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接單與否。但一個悖論是,隨著樂跑等“專職眾包騎手”的出現,眾包騎手的單量難以維系理想的收入。許多人與趙猛一樣,不得不轉為樂跑騎手,于是,他們也變得更忙了。

  “智能調度是一個趨勢,”大成承認,“但系統現在的智能程度,真的沒辦法代替人工。”他舉例說,同樣在午高峰時期,為30層的居民樓和寫字樓送餐,前者上樓一趟只需7、8分鐘,而后者由于午餐時白領人群密集進出,等候電梯時間過長,有時甚至需要30分鐘才能送達,“但系統只看距離,不會考慮到這些。”

  他和老羅都能指出智能調度目前存在的種種缺陷,例如,它無法判斷路況、無法識別樓層高低、無法判斷商家出餐時間等等。

  老羅展示了一份訂單,包括毛血旺、熗鍋魚、鐵板腰花等9種菜品,“商家可能半個小時都做不完,但系統要你37分鐘內送到”。

  接到系統分配的訂單之后,騎手能夠調整的空間很小,只有在商家出餐超時等少數情況發生時,騎手才能要求站長或調度去“調單”,給予延時或進行其它操作。

  通常這還要看站長的心情。“如果剛巧和站長關系不好,或者站長太忙了,就不會給你調,超時和差評都只能自己想辦法。”

  有一次,大成在送達外賣后,由于電梯中的網絡卡頓,他無法及時點擊“送達”,超時1秒鐘,罰款被自動扣除。

  在老羅工作的縣城,由于地處偏僻,每單僅能收入3元,而縣城內的標準送達時間一律為37分鐘,超時自動扣除20元,超過50分鐘則被列為“嚴重超時”,自動扣除80元。

  同時,差評一單自動扣除20元。如果遇到顧客投訴、且站長不愿給消除投訴的情況,則在每周結算薪酬時,扣除500元——“薪資表上寫扣除150元,其實都是扣500元,”老羅補充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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